欢迎访问 Q猪文学站-好书推荐平台

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恋》、《情人》作者

发布时间:2018-10-29 15:37:29 有 个人关注了这篇文字

实在小说 www.shizhaizi.com 玛格丽特·杜拉斯(法语:Marguerite Donnadieu,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原名玛格丽特·陶拉迪欧,法国著名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导。她的成名作是1950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代表作有《广岛之恋》、《情人》等。曾获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戏剧大奖等奖项。她的作品别具一格,一度成为许多女作家模仿的对象。

杜拉斯的父母

杜拉斯的父母都是法国小学教师,因轻信当时政府的宣传,背井离乡来到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希望能在当地发财。但父亲在玛格丽特年幼时就因病告别了人世,留下母亲玛丽·多纳迪厄一人靠微薄的薪金抚养3个孩子,家境非常贫寒。

杜拉斯的感情生活

16岁那年,杜拉斯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李云泰,他成为她的第一个也是终身难忘的情人。1939年,与她结婚的罗贝尔·昂泰尔姆(1917年1月5日-1990年10月26日)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也是她一生信赖的弟弟和朋友。1942年,她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1916年-1990年8月20日),觉得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最后两个人都爱上了对方。半年后,玛格丽特引见迪奥尼认识了昂泰尔姆。接下去的10年之内,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她。直到她70岁时,她认识了不到27岁的大学生杨·安德烈亚,他成为了她的最后一个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82岁人生。

杜拉斯的人生履历

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越南的西贡/胡志明市)。她父亲是数学教师,母亲波雷诺(柬埔寨)是当地小学的教师。她有两个哥哥。1921年她父亲去世。1924年她住在金边、永隆、沙沥。

1930年左右,杜拉斯16岁那年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李云泰 ,帮助她家渡过难关,也成为她的第一个也是终身难忘的情人。这段情感往事埋藏了50年后才向世人吐露。

18岁首次返回祖国——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数学、政治学,但却立志要做小说家。毕业后从1935年到1941年在法国政府殖民地部当秘书。1939年她同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

1940年-1942年她同菲利普·罗克合作,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法兰西帝国》.在书业俱乐部工作,《塔纳朗一家》遭到伽里玛出版社的拒绝;她第一个孩子夭亡;她的小哥哥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去世;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相识。

1943年她参加莫尔朗(即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的抵抗运动的活动。同年她自己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父亲故乡的一条小河的名字——Duras(杜拉斯)。她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名发表《无耻之徒》。1944年出版《自由人报》,刊登战俘和被放逐者的情况材料,发表《平静的生活》。

1944年R·昂泰尔姆被捕并被放逐到布亨瓦尔德,然后放逐到达豪(参见《痛苦》)。她加入法国共产党,任维斯孔蒂街党支部书记,成立寻人处,出版了《自由人报》。

1945年R·昂泰尔姆回来。同R·昂泰尔姆一起成立万国出版社。1946年她夏天在意大利。同R·昂泰尔姆离婚。

1947年,她的儿子让·马斯科洛出生。

1950年,发表小说《太平洋大堤》,该作反映了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活。《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1952)充满了镜头般的画面和口语式的对话。当法国掀起新浪潮后,法国文坛也随而产生了新小说运动。她也因在1958年出版的小说《麾狄拉特干达毕业》而被誉为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

1955年,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党籍。她从1955年起反对继续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后又反对戴高乐政权。为各种周刊和杂志撰稿。

1957年,同D·马斯科洛分居。

1959年名导演阿仑·雷乃请她为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广岛之恋》(1959)撰写电影剧本。这部作品在法国大受欢迎,创下很高的票房纪录,而她的名字也传遍世界。

1960年,当选为美第奇奖评委,但于几年后辞职。1961年她为亨利·科尔皮的影片写《长别离》,这个电影剧本是同1963年美第奇文学奖获得者热拉尔·雅尔洛合作的结果。

1968年,她参加五月风暴。在《绿眼睛》中可读到关于大学生和作家行动委员会诞生的政论文,该文被委员会否定,委员会也在不久后解散。

1974年,创作《印度之歌》,该作品于1975年在戛纳电影节期间获法国艺术片影院及实验电影院协会奖。

1976年,《整天在树木之中》获让·科克托奖。1982年,在纳伊的美国医院进行戒毒治疗。1984年发表小说《情人》,该作获龚古尔奖,并于1986年获里茨一巴黎一海明威奖,被译成40多种文字。

1985年发表《痛苦》。书中记录了她在‘二战’期间的个人经历以及对战争问题的思考和她如何等待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丈夫的归来。

1985年,发表《痛苦》,7月17日在《解放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玛格丽特·杜拉斯在"魏尔曼案件"中所持的立场引起一部分读者的敌对情绪和好几位女权主义者的论战。

1988年-1989年昏迷住院。1991年发表《中国北方的情人》。1996年3月3日(星期天),玛格丽特·杜拉斯逝世,享年81岁,葬于蒙帕纳斯公墓。

杜拉斯接受的访谈

在摘录自《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的这篇采访里,她谈自己变化的生活,谈过去的失败与现在的成功,评论自己和同时代其他的伟大作家,也聊欲望与情爱。最后,我们能从中窥见一个伟大而真诚的灵魂。

这是一部时间上横跨30年的杜拉斯访谈集合,忠实纪录了44次杜拉斯本人在生命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的真实思想。沿着这部访谈,你可以感受到这位伟大的女性先驱作家,是如何一步一步在思想上进化的。诚如书名所言,这是一部完整的、杜拉斯的私人文学史。

更重要的是:杜拉斯谈杜拉斯,谈论的并不仅仅是她自己。那是法国文学最后的黄金时代,普鲁斯特、罗曼·罗兰、萨特、波伏娃、加缪、纪德,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影响力仍闪耀着当时的法国文坛。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作为同时代的大师,杜拉斯是如何评价他们的。同时,杜拉斯也不仅仅谈论文学,她也谈电影、谈爱情、谈戏剧、谈日常生活。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隐藏在访谈录里的,二十世纪法国社会生态百科全书。也是任何对当代法国文学、社会生态有兴趣的人都不可错过的经典。

与一位超越所有龚谷尔奖得主的作家的对谈

杜拉斯的新作问世了。书名叫《乌发碧眼》(Les Yeux bleus cheveux noirs),11月17日由午夜出版社出版。同一天,龚古尔奖委员会将宣布今年的获奖者,两年前他们曾把奖项授予《情人》。因此,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比杜拉斯还杜拉斯的女王玛格丽特,讲述了过去两年带着光环的生活对她意味着什么。金钱,文学,政治,性:“玛·杜”用她那难以模仿的嗓音,向皮埃尔·贝尼舒(Pierre Bénichou)和艾尔维·勒马松(Hervé Le Masson)娓娓道来。

《新观察家》: 杜拉斯,过了两年……您的《情人》已经卖了将近一百万册,并且……

杜拉斯: 不。不是一百万,是一百五十万。九十万通过正常渠道售出,六十万通过俱乐部订阅。这还只是在法国本土。

《新观察家》: 很好……您准备出版一部新的小说: 《乌发碧眼》。正好在龚古尔奖颁布当天问世,也就是11月17日。如果要您总结这两年……

杜拉斯: 这两年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首先,我出版了另一本书《痛苦》。然后我生病了,我去了医院,回来后我又写了一本书,这两天上市。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除了金钱。我知道它在那儿,不停地增加,填满了保险柜。这真让人高兴。没有任何问题,钱来得很容易,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新观察家》: 事实上,有这种体会的人相当少。

杜拉斯: 那是很多钱,很多很多。不过也不算太多,因为《情人》的单价非常便宜。每本只卖四十九法郎,和我即将出版的这本书一样。另一方面,低于五十法郎的书似乎卖得更好。这是个笑话!我有这样的经历。一辆辆装满书的卡车停在午夜出版社外面,人们走到窗边。“这是什么?是在卸货吗?——不,是《情人》。——好吧,还是回去睡觉吧!”它甚至拯救了阿朗松的一家濒临破产的印刷厂……我笑是因为一个七十岁的龚古尔奖得主,听上去还是有些奇怪。

《新观察家》: 您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群……这给您带来了什么?

杜拉斯: 我买了两件羊绒衫。

《新观察家》: 太好笑了!

杜拉斯: 不,别笑。变了,都变了。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因为一切似乎和昨天一样,可还是有什么变了。角落里的那笔钱属于你却没有人花!那笔钱没有人花。现在如果去餐厅,付钱的人永远是我,无论是两个人还是十五个人吃饭,都是自动由我结账。不过读者的反应尤其值得玩味。首先是那些喜欢我很久曾经抱怨过的读者。他们造就了我,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不希望我也属于别人。我是属于他们的。

《新观察家》: 您感觉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名通俗作家?

杜拉斯: 听着,我写的最受欢迎、最大众、最通俗的一本书,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总共卖了五千本。格诺——别忘了,是格诺发掘了我——对这本书很着迷。他推了这本书,我甚至差点得到龚古尔奖,但是,一个《费加罗报》(Figaro)的家伙写道:“我们不会把龚古尔奖颁给一个共产党人。”那是1950年,《堤坝》中提到了一个简单的政治愿景。那就是: 从那里撤离,把殖民地——印度支那——留给当地人。

《新观察家》: 这本书还拍成了电影?

杜拉斯: 是的,十多年后拍了一部糟糕的电影,其主要“信息”是: 人们留在殖民地。(笑)

《新观察家》: 也不卖座。

杜拉斯: 是的。不过《情人》的成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书里重新塑造了《堤坝》中的人物,重拾了以前书中的各类主题。我的哥哥,我的母亲,我的情人,他们在书里,这就是他们。此外,还有这场读者发起的运动,反对固有的观念: 有人对我们说她的书很艰涩,杜拉斯很难懂,我们可以试试,通过我们自己……您想知道点什么吗?

《新观察家》: 我有些同意这种说法……

杜拉斯: 现在,人们会把我的采访演出来。

《新观察家》: 什么?

杜拉斯: 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会演出来。有几家剧院已经演过了。

《新观察家》: 我希望我有权选择演员。抱歉,可我希望这种偶像崇拜会让您觉得可笑。

杜拉斯: 是的,是的,如果这样可以让您安心的话。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现场准备好了,我们将表演您和密特朗的第四次对谈。”我立即回复说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就是这样。这有些疯狂,不过我在《世界报》接受的祖克(Zouc)的采访,我还是没能阻止他们把它搬上舞台。我对这一切说不,我是第一个把它们当成玩笑的人,同时我也为人们的奇思妙想,为他们创造的这种戏剧而感动,而着迷。

《新观察家》: 重要的是什么?

杜拉斯: 我无法用一句话来回答。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因为和一件事有关……可以的话,让我重头细数一遍,在我小时候,我的家庭经历了各种不幸,非常严重的不幸,包括父亲的去世,无法耕种的土地,等等。我长大了,上了大学,谈了几场恋爱,我通过了考试,我开始写作,战争爆发了,然后是解放运动,突然间,我醒了过来,眼前是奥斯维辛。就好像我之前的人生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我一下子醒过来,看到了奥斯维辛,那些集中营。七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从此,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写什么,我从未真正离开过那个地方,那个犹太人被屠杀的地方。它对我来说成了所有人的悲剧。我去看了“希特勒罪行”,就在当时还是抵抗组织领袖的密特朗的办公室,那时战争刚刚结束,所以我很早就了解了一切。对,就是这样。我在睡梦中度过了三十年,在三十岁即将过去的时候我醒了,面对奥斯维辛,好像我自己也曾经被人杀害过。与此同时,我的丈夫从集中营回来……

《新观察家》: ……您把这段经历写进了《痛苦》,大概是您书里最骇人的一本,以至于人们几乎不敢将它归入您的文学作品……这个绞肉机的故事……

杜拉斯: 是的,当我的丈夫从集中营回来,当这个瘦骨嶙峋的人熬过几天后,医生告诉我唯一救活他的机会就是给他吃点肉汁……

《新观察家》: 您找来一些肉,可是只有饭店有绞肉机。于是,在1945年的巴黎,您试图借一台绞肉机。您去了四家饭馆都没有。第五家有一台,您租下它……

杜拉斯: 是的,每天一千旧法郎!这些事应当说出来。东西,价格,所有的一切。它们是存在的。因为这些事发生了。因为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可人们不敢说出来。

《新观察家》: 那么《情人》中的那些人物和场景也像您说的那样真实存在?

杜拉斯: 是的。我想对您说: 没有一个标点是编造的。一切都有迹可循,一切,堤岸的单间,那些街道,妈妈的连衣裙,大哥哥,小哥哥,寄宿学校,埃莱娜·拉戈内尔——显然她就是劳儿·V·斯坦因。还有那颗钻石,它现在仍然嵌在我的戒指上。《情人》就是我的地图。您想我怎么会编出莫里斯-莱昂·博莱,也就是若先生的那辆车?我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个词是我凭空想到的。

《新观察家》: 那么托卡隆(Tokalon)香脂呢?

杜拉斯: 是的,我妈妈给我用过一点。这些尘封的名字作为美容用品再次出现。我只用它们来支撑我的叙述。

《新观察家》: 在您看来,这些不时闪现的回忆是大作家的标志吗?

杜拉斯: 我想一名大作家是不会问自己是否是大作家的。娜塔莉·萨洛特是一名大作家。我想她从来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新观察家》: 你们有共同之处吗?

杜拉斯: 一点也没有。我们对彼此怀有深厚的友情。我也喜欢格诺。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稍有不足的是他的腼腆,某种生理上的束缚,让他无法充分地释放自己——不过《严冬》(Un rude hiver)、《生命的星期天》(Les Dimanches de la vie)、《地铁姑娘扎姬》(Zazie)都是杰作。至于其他作者,在我没有读过他们的所有作品时,我想说到底我应该也不是很喜欢他们。而我读过的当代作家太少了……加缪,我太了解他是怎么写作的。萨特,不,我不会读他,永远也做不到。阿尔伯特·科恩也不会读。

《新观察家》: 甚至是《魂断日内瓦》(Belle du Seigneur)?

杜拉斯: 是的,那里面有一种生的喜悦,让我感到失望。一种刻意追求幸福的努力。要么得到幸福要么不。那大概是糟糕的一天,糟糕的一刻。

《新观察家》: 但科恩根本不是这样!

杜拉斯: 的确,我大概读了不超过六十页……我几次拿起又放下。我对这种文学不感兴趣。然而我可以写上三千页。我是一个追求“冲击力”的读者。这个夏天我重读了司汤达和卢梭的所有作品,整本《忏悔录》,拉法耶特夫人,穆齐尔……回到萨特,我能说的最中肯的评价就是他的人道主义,四十年来它被当成我们的价值观,我不相信这一点。

《新观察家》: 您曾经比他介入得更深。

杜拉斯: 是的,我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我的确这么做过。这不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让我感到惊骇的是当我退出这个组织,我花了十年才摆脱他们。不止十年。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时我离开了他们,直到1968年我真正得到了自由。期间,我被禁止一切类似反共主义的行为。像我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我可以一一列举……

《新观察家》: 然而,无论是您的公开表态还是您的小说,您讲述的内容和那些前共产主义者都不一样。

杜拉斯: 作家真正的主题是写作。根据我讲的某个故事,你能认出是我。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有时——不总是如此,也有艰难、痛苦的时刻——真正被文学占据。我被写作占据,无法与它并驾齐驱。于是我记下一些未完成的句子,抛出几个字眼。我写《情人》时有过这种情况,写《乌发碧眼》时也出现过。随后,我重读这些字眼,把它们和句子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句法,不过是拙劣的句法,甚至难以理解。对我来说都一样。这些字眼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它们照亮了我想表达的内容。就是说我不在乎句子的修改。人们认为我采用了一种比以前自由得多的风格、句法——在《情人》中尤甚,《乌发碧眼》中也有体现——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不是为了这样写而这样写的。我这样写是因为没有别的写法,为了摆脱写作,为了反抗写作的侵袭。

《新观察家》: 人们经常模仿您刚才描述的杜拉斯风格。然而对一个作家来说最严重的,就是抄袭自己。您确定您没有这样的问题?

杜拉斯: 如果我没有这个自信我就不会写了。不过我也会弄错。这很难,因为要做到完全肯定只有每次把前一本书烧了。我现在写的时候会担心。《情人》出版后,再写一本新书同时避免落入窠臼变得难上加难。我应该改变别人的阅读期待,把他们引到别处。他们希望我留在原地,保持原样,不,我要改变方向。

《新观察家》: 您改变了方向,但与此同时,您紧紧抓住读者,向他们发出请求。我以下引用的是您为《乌发碧眼》亲自撰写的一段话,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读读这本书吧。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总的来说很讨厌,也要读读它。我们没有什么再好失去的了,不会失去您,也不会失去我。把它读完吧。”为什么会这样?您这么需要别人爱您吗?

杜拉斯: 我不能接受别人不喜欢我的书。我不接受,我会感到困扰。当我知道我让别人高兴,这样才算结束,我获得了平静,不再想这件事。(笑)您知道,为了让不爱我的妈妈认可我,我学习了数学、法律、政治学。

《新观察家》: 然而,就像有人写的,杜拉斯可不好对付……

杜拉斯: 不好对付,我吗?的确如此。我很记仇。什么都记。我偏爱的一本书《劳儿之劫》曾经被一份大报纸的评论扼杀了。拉康提出了抗议,有人说他甚至为这本书开了一个研讨会。可我绝不原谅。每次这份报纸向我约专栏我都会想到这件事。

《新观察家》: 在这一点上,您有些抹黑自己的形象。评论毕竟……

杜拉斯: 我只是不能适应。不过这挡不住我为此发笑。我经常笑个不停。我不敢说自己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有趣的。您会说: 瞧,她又在自吹自擂了!可这是事实,我很有幽默细胞。我喜欢笑话。

《新观察家》: 比如?

杜拉斯: 一匹马遇到一匹斑马,它对斑马说:“喂,你怎么还穿着睡衣?”

《新观察家》: 您还喜欢顶着漏勺走到阳台上……

杜拉斯: 是的,在特鲁维尔,我和扬·安德烈亚还有我儿子会这么做。人们觉得我们疯了,我却要笑死了。

《新观察家》: 您是怎么做到让那些年轻人围在您身边的?

杜拉斯: 因为……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对我来说这可能有一点,虽然……的确,有一打老朋友我不再见他们了。我也变样了。(笑)他们总是希望我不再写文章,希望我不要加入共产党,希望我永远不要抱怨那些负面评论。我就打扫打扫房间,做做饭,熨熨衣服,然后继续在黑暗中写作。我要告诉您: 我的老朋友们和我的前夫,他们大概很想我写的书2010年才被发现。

《新观察家》: 快问快答: 您认为自己是当代最杰出的法国作家吗?

杜拉斯: ……

《新观察家》: 既然我这么问,表示我离这么想不远了!所以?

杜拉斯: (扬扬手中的新书,爆发出笑声。)在这一季,是的。

《新观察家》: 那么克里斯蒂娜·维尔曼(Christine Villemin)呢?《解放报》上的这篇文章“绝妙的,必然绝妙的”,您会再写吗?

杜拉斯: 是的。我想引用狄德罗的一句话:“我犯了别人指控的罪行。是的,我是有罪的,我承认这点。可您呢,您对此一无所知。”(致拉卡里埃尔夫人的信)(Lettre à Mme de La Carlière)。人们从未像我一样为这个女人说了如此多的好话。

《新观察家》: 可您在她还没受审的情况下就判定她有罪!

杜拉斯: 我不在乎她是否有罪。

《新观察家》: 那么陪审团呢?

杜拉斯: 他们也不在乎!我可以肯定。总之,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没有人再敢攻击她。您喜欢《乌发碧眼》吗?

《新观察家》: 很喜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您赋予性爱的重要意义,因为现在人们倾向于对此表示怀疑。您始终认为这是人类的一件大事?

杜拉斯: 是的,即便他们自己不知道。并且,这不是一本有关性的书,而是有关欲望的书。重要的不是做爱,而是拥有欲望。没有欲望就做爱的人已经够多了。所有的女性作家都没有真正触及这个问题,好像这群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至于我,我打小就知道性的世界很奇妙,包罗万象。我的余生只是在证明这一点。我在书里也提到过。

《新观察家》: 当欲望减退的时候呢?

杜拉斯: 那就是死亡。濒临死亡。不过一旦欲望来过就很少离开。这种几乎处于潜伏状态的欲望很遥远,很模糊,它在体内觉醒,指向另一个人,因为欲望总有一个对象。即便在《乌发碧眼》的淋浴间里,当女孩被一个男人触摸,她不能忘怀的正是这个男人,这个哭泣的男人。还有和妓女睡觉的阿拉伯人,他最终爱上的是女人那张脸,那张承载他欲望的面孔。我们和狗不一样。可是谁知道呢,狗狗们是否会互相看对方,是否长着一张脸。

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恋》、《情人》作者
情人
推荐小说: 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法语:Marguerite Donnadieu,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原名玛格丽特·陶拉迪欧,法国著名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导。她的成名作是1950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文章多摘自网络,如果侵犯了你的权利请来邮件告知,谢谢!

实在小说| 关于我们| 联系方式| 实在小说| 服务条款| 版权所有 实在小说 www.shizhaiz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