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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贝托·埃科简介:他的作品及个人资料

发布时间:2019-01-15 20:43:44 有 个人关注了这篇文字

实在小说 www.shizhaizi.com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艾柯出生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亚历山德里亚。其父古里奥是一名会计,一生中曾经被政府征召参加了三次战争。在二战期间,埃可与母亲乔瓦娜搬到皮德蒙特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居住。

埃可共有12个兄弟姐妹。艾柯年轻时尊从父愿进入都灵大学学习法律,随后辍学,不顾父亲反对而改学中世纪哲学与文学。于195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有关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的研究。

其后埃可成为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的文化部编辑,同时在都灵大学任教。此间,艾柯与一些前卫艺术家有密切的接触。这些人这对他以后的写作有重要的影响。

就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由于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与教皇发生矛盾,艾柯与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决裂,研究的重点也从托马斯·阿奎那转向詹姆斯·乔伊斯。毕业后不久,艾柯进入了新闻传媒界,在位于米兰的意大利国营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编辑电视文化节目。

这份工作为他从传媒角度观察现代文化提供了平台。同时,他开始与一批前卫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交往。5年之后,他离开电视台,到米兰的一家期刊社当了非文学类栏目编辑,这份工作他做了16年之久。这期间,他也为另外几份报刊撰稿、开设专栏,成为意大利先锋运动团体“63集团”(Group 63)的中流砥柱。

在《玫瑰的名字》结尾埃科这样写道:

“很快我将进入这片广阔的沙漠之中,它平坦而浩瀚,在那里一颗慈悲的心将会得到无上的幸福,我将沉入超凡的黑暗,在无声的寂静和难以言喻的和谐中消融……我将沉浸在寂静而渺无人迹的神的境界,在那里没有作品也没有形象。”

2016年2月19日埃科在米兰家中去世,享年84岁。我们不知道他死后的世界是否真如他自己所愿。

埃科有个很著名的观点,“虚假”是可以创造和改变世界历史的,他的《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都可以说是“虚假”创造历史的最典型文学化案例。在《玫瑰的名字》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二卷引发了一系列凶杀案,在《傅科摆》中从来没有的密件引发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大阴谋,在《波多里诺》中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引导波多里诺踏上了征程。埃科曾说过:“我发现,归根到底,一部小说与字词毫无关系,写小说关系到宇宙学,就像《创世纪》里讲的故事那样。”埃科的小说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关于“宇宙”的小说。

如今我们失去了那个手持玫瑰花、思考傅科摆、化身波多里诺的埃科,阅读他的作品成了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埃科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更是全球最知名的符号语言学权威,但在汉语世界他更为读者所熟悉的身份是小说家,他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本本都亮瞎了读者与评论者的眼睛,他的小说并不是太好懂,却无意中本本畅销,博尔赫斯之后,他无疑是另外一个给了读者强烈震撼的小说家,而小说家埃科与符号学家埃科、文学批评家埃科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埃科曾声称他的小说《傅科摆》比他的任何一本符号学专著更清晰地解释了什么是符号学,而《玫瑰的名字》变相地实现了他创作一部关于喜剧的专著,同样可以说的是他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也许比《开放的作品》更好地解释了什么是语言的“开放性”。

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中,当被问起作为一名中世纪的年轻学者为什么突然研究起语言来,埃科回答说:

“因为自有记忆以来,我就想弄懂传播和交流是怎么一回事,在美学里,这个问题是,什么是艺术品,一件艺术品怎么向我们传达信息,我对‘怎么’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着迷。”

埃科出版于1962年出版的《开放的作品》可以说就是他对以上问题最为直接的思考与回答,他随后出版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研究专著《无限的清单》等都可以看作他的语言实践,让埃科颇感意外的是,《玫瑰的名字》却一下让他成了畅销书作家,他后来也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作家流传后世的可能性大于作为一个学者”。

虽然畅销,但埃科的小说却同时以“难懂”而著称,其实埃科的小说虽然复杂,但并非“难懂”、“不知所云”,真正“难懂”、“不知所云”的小说是美国小说家巴勒斯的《裸体午餐》那种各章节、各人物很难看出联系的小说,而埃科的小说里最不缺乏的就是联系,你所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还有体力。

埃科本人给出了阅读他的小说的“秘诀”,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弄懂“相对论”,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是爱因斯坦搞出来的东西就够了,至于弄懂,那是专家的事。同理,对于他的小说,除非你有考据癖,否则,你根本没有必要弄懂那些中世纪史知识,你享受阅读的挑战与快感就足够了。

虽然无论弄不弄懂背景知识都可以阅读埃科的小说,但不同的读者从坎科的小说里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像许多伟大的现代作家一样,埃科同样看出,优秀的作品其实是作者与读者共建的,在他眼中读者是分不同层次的,优秀的作品会向所有读者发出邀请,但只有“内行读者"才能与作者一起舞出曼妙舞姿并享受其中的乐趣,比如,假如博尔赫斯笔下的皮埃及·梅纳尔真的创作出了一本《吉诃德》,只有那些读过塞万提斯《吉诃德》的读者才能享受“互文性”的乐趣,这一点对于埃科的小说当然也同样适用,但埃科绝没有搞“种族歧视"的意思,他认为假以时日任何“外行读者"都能变成“内行读者”。

《玫瑰的名字》走红之后,不同层次的读者曾给予其“玫瑰”千奇百怪的解读,埃科不厌其烦,最终不得不说“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无论是在访谈中,还是在他的小说中,埃科多次表达过对博尔赫斯的喜爱,而这种喜爱不可能不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在《玫瑰的名字》中,除了那些让读者头晕目眩的各种教派的纷争,让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座迷宫般的图书馆以及酷似博尔赫斯的盲眼前图书馆馆长豪尔赫,埃科在接受访谈及他的《〈玫瑰的名字〉注》、《我如何写作》中都坦承,他构思图书馆时曾经受博尔赫斯《通天塔图书馆》的影响,而构思威廉的破案进程则受过博尔赫斯《死亡与指南针》的影响,而至于为什么把豪尔赫写成了一个坏人,他说其实他一开始塑造豪尔赫这个人物时也不知道他该干点什么。

在《傅科摆》中,博尔赫斯对埃科的影响更加明显。在《傅科摆》的正文开始前,有一个插图孤零零地放在那里,既没有表明它与正文有何关系,也没有表明它本身的含义,甚至连中文标识都懒得标注,实际上这个不怎么起眼的插图对于阅读《傅科摆》非常重要,《傅科摆》中的每一章的标题都是“生命之树”的“质点”名,埃科称其为“塞菲拉”,而埃科正是按“生命之树”的结构来构建他的《傅科摆》的。

事实上“生命之树”如果去掉它本身的涵义就是一个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只不过埃科的花园比“生命之树”复杂的多,在他的“花园”中远不止“三个支柱、十个原质、四个世界、二十二条路径”那么简单。

无疑博尔赫斯、乔伊斯包括埃科本人都对清单、复杂的世界都有种过度迷恋,在《无限的清单》里,埃科曾这样解读博尔赫斯、乔伊斯对过度的迷恋:

“乔伊斯或博尔赫斯笔下的清单,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所以看清单,并不是因为他们计穷,不晓得要如何说他们要说的事情,他们以开清单的方式来说他们要说的话,是出于他们对过度的喜爱,也是出于骄傲,以及对文字的贪婪,还有,对多元、无限的知识——快乐知识——的贪求。”

《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其实就是死于这种过度迷恋,而那一次次凶杀案不过是豪尔赫过度迷恋的附产品。

埃科的小说包括他的《傅科摆》也处处表现出他对于“过度”的迷恋,自然不只是“清单”,在他表现过度迷恋时,他的渊博的中世纪史知识派上了用场,在小说的开始貌似那个天大的秘密只与“圣殿骑士团”有关,不知不觉中这个秘密又让他牵扯上了纯洁派、福音派、玫瑰十字会、蔷薇十字会、秘密共治、诺斯替、保罗派、耶酥会、共济会,严规礼仪派等等等等,与之有关系的各色人等也粉墨登场,如果说各种宗教派别、团体、组织是埃科的“生命之树”的大“质点”,纷纷出现的人物是小“质点”,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就是“生命之树”的“路径”,由此而形成了他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个“花园”的复杂可想而知,让大多数读者望而却步、止步不前的也正是他这个让人头晕目炫的“花园”。

尽管深受博尔赫斯影响,埃科和博尔赫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埃科自己说,如果博尔赫斯的小说体现了极简,他的小说就体现了极繁,博尔赫斯的小说几乎是透明的,他的小说显然不是。

当然,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作为一个文本研究专家,小说家埃科不可能只受博尔赫斯影响。在《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对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二巻的过度迷恋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凶杀案而且导致了他与《诗学》的同归于尽。事实上,对埃科小说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至于但丁对他的影响自不待言。在埃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并对后世的西方文学批评及创作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但丁的《神曲·天堂篇》只有有足够知识背景的读者才能欣赏其中的高级奥秘和乐趣。

除了古代作家、博尔赫斯,埃科公开承认受其影响的作家还包括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等,而那些未公开承认的作家来看看他的专栏文字就知道了。

在《误读》里,即使埃科不提醒,读者也知道《乃莉塔》是在戏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新猫的素描》是在戏仿格里耶的新小说。在《很遗憾,退还你的……》里,遭埃科退稿的著作包括无名氏的《圣经》、荷马的《奥德修记》、但丁的《神曲》、托尔夸托·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狄德罗的《泄露隐情的宝石》、萨德的《朱斯蒂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曼佐尼的《约婚夫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卡夫卡的《判决》、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等。

这些作品无疑都是读者眼中的经典,除此之外,这些书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作品都是埃科极喜欢的作品,甚至到了私人收藏的程度。埃科曾经说过,乔伊斯、博尔赫斯——这两位他最喜欢的作家都是“将语言及普世文化当作他们游戏场”的伟大作家,只不过博尔赫斯玩儿的是“概念”而乔伊斯玩儿的是“词语”,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埃科无疑已跻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但面对博尔赫斯这座大山,他却无比谦虚,甚至到了贬低自己的程度,他在《博尔赫斯以及我对影响的焦虑》最后说道:

“面对博尔赫斯朗朗上口、余音绕梁、堪称典范的旋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吹瓦埙。但是,我满怀期待,在我死后人们还会找到一个技巧更不如我的作家,并从他的作品里认出我是他的先驱。”

2007年《南方周末》记者夏榆采访安伯托·艾柯实录

3月8日北京天气寒冷,艾柯头戴黑色礼帽、身穿军绿呢制风衣夹着黑色皮包步伐快捷地走在冷风中,风吹动的时候,军绿的风衣勾勒出艾柯高大稳健的身躯。同行的中国女翻译打趣艾柯酷得像意大利黑手党,艾柯迎着冷风放声大笑,笑声硬朗,中气十足。

开始采访之前,记者把随身携带的艾柯的7本中译本放在和艾柯相对的沙发扶手间。看到那些装帧不同、面貌各异的书,艾柯很高兴,一本一本地翻开看。艾柯随身带一只“掌中宝”计算器,一沓填得密密麻麻的表格。艾柯说这些表格记录他在各个国家能见到的不同语种的艾柯作品,很多是盗版,一旦发现就记录在案。

语录一

“我想拿走这些书,很多书我自己都没有见过。”

记者:遇见盗版书您会生气吗?通常您怎么处理书被盗印的情况?

艾柯:我自己也不清楚(有多少书被盗版),可能很多。我是个自由派,如果是出于教育的目的,给年轻人、给学生看的,用就用了,版权我不追究。不过还是希望出我书的人能跟我联系。

以前有日本的译者来意大利跟我沟通,我非常高兴,他问了很多问题,让我给他解释某些词是什么意思,尽管我不会说日语,我还是很高兴。多种语言我都不会,比如俄语、匈牙利语,但这些译者很多都跟我进行过沟通,我很高兴。很遗憾,中国的译者还没有跟我进行过这样的沟通。也许在以前没有国际公约,不能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沟通,不过现在有这么多的交流方式,我希望中国的译者也能够跟我进行沟通。

记者:世上大概有两类作家,一种是像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另一种像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前者更关注文学形式或者文体试验,后者更关注现实人生和社会公共事务。您认为哪种作家更重要,更有价值?

艾柯:我不觉得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卡尔维诺第一部小说其实更多的是关于政治、关于战争的,他在政治上很活跃。他最后一部书是纯文学的,但我不觉得这种纯文学就对现实没有意义。有很多评论说我的一些小说题材跟现实无关。有些人就说《玫瑰的名字》是历史小说,因为我写的是中世纪,但我是借用一个历史题材反映意大利现实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者:在中国大陆有个说法是,“文学已死”,您经历过半个世纪的写作,了解过世界各种文学潮流,您怎么看“文学已死”的说法?

艾柯:我今年75岁了,在过去的60年间这样的说法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会儿说“文学死了”,一会儿说“小说死了”,更疯狂的说法是“书已经死了”,但事实上,我还不断地在阅读、在写作。我认为那样的说法非常愚蠢。

记者:互联网的出现还是对文学构成了影响,互联网的存在对传统阅读方式的挑战也是事实。您怎么看互联网,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

艾柯:就像不会因为有了飞机就说汽车死了一样,因特网对于阅读的影响也应该分成两类,对像我这样的学者的影响和对普通人的影响,我认为是有区别的。就像人们看电视一样,很多人其实成了电视的奴隶,很多人像呆子一样看电视。作为一个学者,或者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我是利用因特网而不是被因特网利用的对象。我把因特网当成一个工具,通过它获得信息,甚至我有大量的书也是读者通过因特网来购买。因特网促进了书的流通,原来书的销售要通过书店,现在可以通过网络书店订购,但这跟青少年玩电子游戏、玩网络游戏,跟成年人的热情娱乐完全不同。很多人利用因特网——他不是要找一个女人现实地做爱,他把机器当成做爱的对象,满足一种热情的刺激。因特网使一些人完全成为坏信息的受害者,但它对另一些人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因特网对我而言是一个好工具。

语录二

“最关心的问题是 怎样继续活下去”

记者:您有多种身份,要是请您介绍自己,您怎么说?除了说您是小说家、哲学家和美学家以外,还有一个词是“公共知识分子”,您是怎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艾柯:一个大学教授,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会写小说;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我是一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大学里教书的作家。至于公共知识分子,我在一个州的报纸有一个专栏,写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上个星期我写了关于意大利选举的文章。我已经出版了若干本书,其中就包括到2005年之前所有的这种新闻性评论文章,这本书的其他语言的版本已经出版了,英文版几个月之后就会出版。还有,比如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也作了发言,表达对战争的看法,那么在其他的文章当中,我也会对公共领域、政治方面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和批评。

记者:什么问题是您目前最关心的?

艾柯: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继续活下去,因为我已经很大了。在2001年的时候,我才有了惟一的孙子,我一直很关心这个小孩的成长。我这么关心这个小孩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生活的环境比较艰难,因为现在这个世界面临比如生态的危机,还有其他的问题,随着我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悲观了。

记者:您说悲观我很意外。看您的书和听您今天的发言,您的表达和思想的姿态都是强有力的。

艾柯:媒体总是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知识分子对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好像这座房子着火了,你手头有一本诗集,但是这个诗集对你来说根本没有用,你要灭火就需要去找水,或者去找消防队员,诗对你来说,可能以后才会派上用场。对于全世界来说——全世界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可能的情况是,很多地方房子着火了,但他们仍然可以躲在自己没着火的房子里捧着诗集看。

记者:您使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精神的变化,以前的知识分子好像不是这样的,比如在1950年代、1960年代,像您同时代的萨特、加缪、罗兰·巴特,还有1990年代的德里达,在社会失去正义的时候,他们会走到街头表达自己抗议的声音。

艾柯:并不是萨特自己上街去进行示威,而是那里已经有人示威了。如果没有这些人,即使萨特名望再高,他个人也无能为力。你应该问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普通大众上街去游行示威,而不是说为什么没有知识分子去上街示威。

记者:这个问题您可以回答吗?

艾柯:不要把知识分子的行动和公民的行动混在一起,萨特去游行是作为一个公民去的,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的。作为知识分子他做的事情是写书、为社会和民众指引未来的道路和方向。但作为公民来讲,他有权利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比如有人写了一份请愿书,针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向政府请愿,如果我签了名,那么我签名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别人发现我签了名,才知道我是个知识分子。所以在意大利的大选中,我非常积极地参与,因为我是公民。 [3]

语录三

“谁能清晰地 看见这个世界”

记者:熟悉您第一次中国之行的人清晰地记得您有过“中国没有城市”的感慨,为什么这样说?当时的情景您还能记得吗?时隔十几年再到中国,您对中国的印象有改变吗?

艾柯:“中国没有像样的城市”这样的话我说不出来。可能是阿兰·贝特教授说过这个话,因为阿兰在中国丢了行李,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丢行李,第一次是在印度,可能是因为他丢了行李非常着急,说出这样的话,我是不太可能讲出这样的话。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当时我的感受是很复杂的,我到很多地方,先到香港 、广东、北京、西安 、乌鲁木齐,然后又回到香港和澳门 ,所以这个行程很复杂,我也很难用很简短的话来概括。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我到了北京之后觉得就像到了洛杉矶。我只能告诉您我第一次对中国的印象,因为第二次我还只见了记者,别的什么人都还没有接触

记者:这次您到北京作“治与乱”的发言,有学者讨论您的讲话,有人认为您的讲话其实是在支持战争,还有人认为,至少您认为后现代战争不如古典战争,认为古典战争还要好一些。

艾柯:我的发言只是说战争还没有消失,到现在为止,要消除战争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因此而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想法,那个也都是错误。我只是对战争的情况作了一个分析,我根本不是支持战争。因为我认为战争创造了新的平衡这种说法不对。战争很有可能导致新的不平衡。现在看来,战争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比以往更加疯狂,为打击恐怖主义而投下炸弹,但是炸弹投放的地方根本不是恐怖主义者藏身的地方。

记者:您有一本书叫《小记事》,中译本叫《误读》,在您的生活中,您是不是经常经历“误读”?

艾柯:这是书的名字,但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词。误读,对我来说是经常的。我今天早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我反对战争,但结果还是被误读成赞成战争。如果我写一本哲学类的书,我写的是这样的东西,别人说是另外的东西,我必须马上说“不”。但遇到简单的问题,比如说刚才那两种误读,赞成战争或者说中国没有城市,这都无所谓,我不愿意辩解。

如果我写小说或者哲学,别人对我的本意有误解的话,通常有两种可能性:我不这样认为,但你有权利那样认为。我的本意是说,我不想跟别人说你应该怎么理解我,或者你要按我的意思理解,也许你按照你的方式去理解,比我的理解还深,这也说不定。有时候我觉得书比主人更有哲学性,更像知识分子。我的译者也经常这样问我,一个字我用的意思是A还是B,我的本意是想用A,但是译者用B的时候,比我原来的意思更漂亮或者更准确。

记者:您长久地生活在学院里面,作为作家,大学的体制更有利于您的创作吗?

艾柯:就像人有胖瘦一样,作家也是分成不同的种类,有的作家写小说,有的作家写诗,有的还写别的。大学不一定都是由精英分子组成,不是说大学里面的人都是天才,可能有些人还不如普通人。我是大学教授,但是并不是完全限制在大学里。我在5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有的学者在讲课之余踢球、弹吉他,我是用来写小说。做学者是我的工作,但是让我快乐的事情是做一个作家。18年来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一有时间就坐下来写作。

记者:早年您做过电台的编辑,后来是学者的生涯,您的写作也处于两极,既有复杂宏大的书写,也有日常的表达,您是一个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的人吗?

艾柯:从多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不管什么样的工作。我有个专栏,每个星期都要写,我写书,还写论文,在这个之间连接是很严密的。比如说写学术的书,其实很多论点就是从每个礼拜的专栏里面来的,(专栏文字)只不过我是用一种更易懂、简单的方法,面对更多的人在写。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学术的书跟专栏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对我个人来讲,很多论点其实在每个星期的专栏里都写了,而且是用更简单的方式写。我是用记者的眼光研究学问,在我这里,记者、作家和教授是一体的。

记者:您写过那么多旧的、新的书,写出过那么多透彻的文字,能说您是一个清楚了解世界的人吗?

艾柯:谁也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谁也无法清晰地看清楚这个世界,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能清晰地看见这个世界。如果你认为有人能清晰地看清楚世界,把他介绍给我。

翁贝托·埃科简介:他的作品及个人资料
玫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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